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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笠指挥对日间谍大战抗战时期的特务王

2019-02-28 13:54:46

戴笠指挥对日间谍大战:抗战时期的特务王

戴笠

抗战期间,戴笠领导军统,抗击日军,暗杀汉奸,获取情报,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这是他黑暗一生中的几点火花。

谍海大战

1937年7月中旬,戴笠亲赴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。到上海后,他先把王兆槐找来交代了任务。

“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月笙。请他出面,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,协助国军御敌。你要设法把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里的大批武器搞到手。”戴对王说。

“沈醉他们已经从日租界撤出来了。战事一发,日本人就开始清查他们的租界,怕混入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!”王沮丧地说。

“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太迟了……”戴笠摇摇头,随即命王陪他去见杜。杜很快答应了戴的要求。当晚,王兆槐、沈醉前往日本的武器仓库,把枪偷了出来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,成立了1万多人的“苏浙别动队”。

1937年8月13日,淞沪抗战开始,戴笠即于当天亲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、谢力公、潘其武、毛人凤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,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。成立了军委会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,展开对日的谍报工作。并指挥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。到11月,蒋下达上海撤退的命令。在这之前,戴已开始着手准备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。他命周伟龙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,他的江山同乡姜绍谟负责情报工作。另外,戴还利用杜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,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。

11月9日,上海沦陷。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,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离。戴在时刻,仍然首先将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,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一班船离去。

戴到达香港后,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,指出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,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提高。戴决定成立香港区,加强谍报工作。戴在香港布置完工作后,回到南昌,继续布置沦陷区的特工力量。

戴笠7月中旬刚到上海,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将他召回。让他参与侦破一起军事机密泄露案。原来在8月初,蒋主持召开国防会议,决定“制敌机先”,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,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,拦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。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军队,日军舰船和这一带的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,狼狈撤往江阴以下江面。在这同时,当蒋决定出席中央军校“总理纪念周”对学生进行训话时,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。蒋介石闻讯大怒,要求有关方面迅速侦破。

戴笠认为,只要能够把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调查,不难发现蛛丝马迹。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,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。此人是福州人,早年在日本留学,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。黄浚生活腐化、挥霍无度,经济来源可疑,且他是与会人之一。戴笠派人密切监视跟踪他。结果在黄浚与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,其子也因参与活动被逮捕。蒋下令将黄以卖国罪枪决。这是戴在抗战初期与日谍的次较量。

淞沪战争期间,戴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高水平的对日间谍大战。

1937年9月中旬,救国会“七君子”之一章乃器向戴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、彭寿,并说他们愿意为反间谍斗争做出贡献。程、彭二人在东亚同文书院工作,这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。戴经过考虑,决定按程、彭二人的要求成立“文友社”,并谨防反间之计,设计逼程、彭二人就范。

文有社成立后,戴笠首先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,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。其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,并把程克祥介绍来的3名日方间谍赶走。,把程、彭争取过来,真正建立了一个反日谍机关。

正在这时,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,以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。南本在华北、内蒙、东北等地,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,戴对其恨之入骨。

南本到上海后,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,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。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戴。戴命令文强顶替杨,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接触。

经过文强与南本的多次会谈,戴笠布置了天罗地,准备收拾南本,不料恰在此时,上海沦陷,杨振华叛变。戴的计划落空了。但这次智斗日谍的整体设计,表现了戴的特工才能。

刺杀汪精卫

1938年12月18日,汪精卫乘机离开重庆,经昆明,到达河内。12月29日在香港《南华》上发表臭名昭着的《艳电》,以“恢复和平”为口号,开始卖国投敌的活动。

汪精卫的出逃,令蒋非常震怒。他命令戴笠即赴香港,设法威胁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,并秘密监视汪逆一行,防止他们公开投敌。戴到香港后,决定来个声东击西、杀一儆百。他亲自打给汪的追随者《华南》负责人林柏生和写文章拥护汪精卫“和平”主张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,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文章,与重庆政府唱对台戏,并派人扬言说,要烧掉《华南》。但并未起作用,戴又派人在他们回家的路上,用铁棍将他们打伤,以示警告。

不久,戴亲自把陈恭澍、王鲁翘送到河内,监视汪,并等候命令。河内的监视工作取得了突破,获取了汪准备公开叛国投敌的证据,戴笠得到消息后,立即密令陈等人做好行动准备,又分别派人从国内运去枪支弹药等武器,自己亲自把证据呈送蒋介石。蒋命戴除掉汪,戴立刻通知河内方面开始行动。

戴在此前曾以何永年的化名来到河内,亲自布置了行动计划。他拜访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,以封官许愿作条件,要求他鼎力相助。并与他派驻河内的直属通信员徐先生联系,通过他疏通与河内高层和警方的关系。

3月中旬,戴获悉汪要离开河内,命令行动组立即行动。3月20日晚,陈强闯汪宅,直奔汪的卧室,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往床下钻,以为此人是汪,便冲其腰部连开三枪。事后,他们才知道打死的是汪的秘书曾仲鸣。戴笠得到报告后,很生气,遭到蒋的一通大骂。

从1939年5月到1940年1月,戴笠为刺杀汪精卫,又连续四次组织行动,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,而且连损4员大将,仍然寸功未建。

成立“黑室”破译日电

1943年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,戴任所长。这无疑使军统的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,也把戴笠的权力和地位推向顶峰。戴之所以热心与美国人合作,恐怕由于他的野心,想借美国人之手打入军界,能拥兵自重。美国人对戴笠的兴趣是由于想通过控制军统,进一步控制国民政府。

戴笠很想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。他特意从美国聘请来日电破译顾问亚德利——美国畅销书《美国黑室》的作者。此人在次世界大战中,曾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上万份外国电报。战后,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他提供了10万美元的经费,让他创立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——“美国黑室”。在他的协助下,军统局有了自己的黑室——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。不久,亚德利也回国了,戴笠亲自领导这个机构为战争服务。

当时,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。到1941年,技术研究室不仅能准备地破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,而且能准确地得知敌机的起飞地点,飞行路线及高度。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,利用这些情报,让中国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,待日机一到,即从上而下地进行袭击。此举果然有用,一贯瞧不起军统的航空委员会,也对其刮目相看了。

戴笠还在沿海地区设电台,破译日本海军部电报,获悉日军将“南进”。戴获取的这份情报非常重要,它使老蒋有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回来,并事先做好东南亚沦陷后的外援物资运输、电台设置和潜伏人员的安排等工作。

1941年年底,破译机构发现,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。他们估计日军将有一次更大的行动,同时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。不久,即从日本空军、海军的密电中得知,日本空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活动,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。戴笠向老蒋汇报之后,便通知美国站的肖勃,让其设法转告美国国防部,叫他们注意日本空军的动向。美国佬听后捧腹大笑,认为中国方面根本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行动,甚至认为中国在有意离间美日关系。直到12月8日,日本偷袭珍珠港后,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向他们提出过警告,这才知道消息来自军统的破译机构。美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,就近与戴笠接触,企图从军统方面得到更多的日军情报。

抗战时蒋介石与戴笠的合影

与梅乐斯合作

美国海军部长命海军中校梅乐斯设法尽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基地,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,并提出帮助中国建海军的计划。蒋介石表示欢迎梅乐斯,并指定由戴笠协助他。

梅乐斯当时对戴笠一无所知,美驻华使馆武官麦克对他说:“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,是一个‘盖世太保’似的神秘组织头目,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“蓝衣社”,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。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,因此,绝少有外国人能见到他。”他听一些到过中国的朋友说,戴笠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,要躲他远点。肖勃则对他讲,“戴将军是委员长幕僚中的一位极重要的人物。他是个很好的人,完全可以安排你的一切。”梅乐斯也意识到,若想完成任务,还必须与戴笠合作,否则自己将寸步难行。

到中国后,他与戴笠的合作很顺利。就戴来说,他的抱负决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,而是要在蒋死后的权力角逐中一决雌雄。戴笠多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念头,就是要打进军界,拥兵自重。他分析当时的形势,陆军是黄埔系的天下,前有何应钦“一夫当关”,后有陈诚、胡宗南、汤恩伯“三强鼎立”,不会有自己这个黄埔六期生的立足之地。空军向来由宋美龄“主持”,自己难以与“夫人”争锋。只有海军由既无后台,又不讨蒋欢心的陈绍宽掌管,可加以谋取。于是,戴拟定了如何把梅乐斯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。

首先命令肖勃具体安排梅的访华议程,切断梅同中国海军方面的联系。其次,通过军委会内线抢先得到消息,亲自取走梅的访华公文,避免因外交惯例,使接待权落入海军。他直接去找蒋,谎称:“军统的客人”梅乐斯访华,从而获得了全权接待梅的“尚方宝剑”。,向梅散布蒋对陈绍宽的不满。

戴笠协助梅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中国沿海水文、地形、气象的任务,梅感到很满意,也加强了与戴合作的信心。

中美双方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谈判、磋商,终于在1943年4月15日,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。由戴笠出任主任一职,梅乐斯任副主任,并签订了协作合同,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交换军事情报,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,双方共同在沿海和主要城市设立气象站、水文站和无线电台,同时由美方提供武器、器材、经费,帮助军统局培训五六万人的特务武装。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许诺,帮助戴谋求海军总司令一职。

合同签订之后,各种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成立,美方人员及武器、器材和美元亦源源地流入中国。军统特务武装也走向了正规化,军统的经费问题也得以解决。中美所正式成立后的几年,确实是戴笠事业上得意的时期。

自中美所成立之后,美国战略情报局发现海军方面得到许多中国战区的手情报,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发言权,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军统和戴笠在中国的重要地位,便想把合作置于战略局领导之下。战略局局长杜诺万亲自来华找戴笠,并企图利用美国陆、海军的矛盾插手中美所。

梅乐斯和戴笠对此采取“软抵抗”的办法,战略局及陆军的一切政令形同废纸。戴笠为了能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,公开站在海军方面。杜诺万来华后,戴为其举行了酒会。在酒会上,杜与戴针锋相对、个不相让。杜告诉戴,如果中美所阻碍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,他将单独采取行动。戴笠微微一笑说:“倘若战略情报局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活动,我会杀死你们的人。”

杜诺万也笑着回敬:“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,我就收掉你的一个将军来抵偿。”

戴笠脸色冷峻,声音很重地说:“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。”

硬脾气的杜诺万毫不示弱:“我就这样对你说话。”

这场争斗,直到戴同意美军战略局的特工参加中美所情报组的工作,才算停止。

抗战胜利后,军统局面临被取消的危险,戴仍然期望借助美国海军解救危机。会见了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,准备进行新的技术合作。岂料,戴很快便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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